防卫式地依旧保持“自足”的世界观，不如有意识地鼓励和衡量有影响力的企业参与这一过程。

　　11月24日，刚刚在深圳落幕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首部《智慧城市系列标准》，该《标准》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试行，并在全国选择8家试点城市、园区先行试点。

　　而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中， IBM、微软、思科、西门子等跨国企业第一次被排到了华为、中兴、神舟数码、浪潮、中国安防等国内厂商之后。主办方回应，这是为了“国家层面强调信息安全，也希望在智慧城市发展这块能够有更多的是我们本土的中国自己的企业提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而做出的平衡。”这是在智慧城市这个概念提出近五年来，外资企业第一次被排列到更“保守”的位置上。

　　种种迹象表明，在斯诺登等国际信息安全问题出现以后，涉及国家信息安全的商业行为正被重新定义，而与政务信息化相关的“智慧城市”也在进入敏感周期。

　　智慧城市的兴起是因城市庞大的系统需要适应新型信息时代的需求。据IDC预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及发展的投资将显现持续增长势头，全国未来10年的总投资将达到2万亿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也正积极适应国际上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尽管这是一种趋势，但这种模式仍将谨慎地展开。

　　然而，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既需要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和资源配置基础，也需要按照时代和商业发展规律逐步推进。不仅需要政府、企业(投资者)、社会各界特别是科研机构、广大公众之间形成基本共识，也许要通过共同参与和协作互动，形成迭加效应和聚合效果。

　　毫无疑问，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在新的全球经济构架下“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不仅如此，在信息世界里，中国的用户发现，他们可以用阿里巴巴取代eBay、亚马逊，用youku取代youtube，用微博取代twitter，用微信取代Facebook，当这些替代品不仅在中国境内成立，而且可能变成一个新的标准的建立者。

　　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商业秩序正在形成呢？而这种秩序正在建立明确的边界？

　　许多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只需要让他们放手去做，“智慧城市”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观点，挑战传统模式，但离我们期望的结果还很远。事实上，在商业世界中，对结果的衡量往往直截了当。我们在智慧城市的多个领域都还没有获得如此前国际跨国企业获得的全球案例中提到的那样板上钉钉的胜利。

　　或者，我们应该像理解“智慧城市”这种动态的城市经济、管理体系在地球各处构建的将全世界有价值的人及活动联结在一起的方式那样，理解企业不仅仅是作为既得利益者，而是作为新型“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与政府的管理体系和实际受益者社会公众之间达成的联系。

　　他们有机会互相鼓励和支持，也能够活跃创新意识的发展，同时也从另一个层面改善社会生活，推动经济转型。

　　对政府而言，订立规则是为了在一系列重要议题和项目中更加具有控制力。但是，如果不能更好地与相关参与者实现地联系起来，清楚地意识到彼此能做什么，那么就无法在商界、公民和政府之间达成策略性的共识，“智慧城市”也将不足以形成一个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重大问题的可行方案。

　　防卫式地依旧保持“自足”的世界观，不如有意识地鼓励和衡量有影响力的企业参与这一过程。

　　显然，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企业一同远征，解决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在遇到的重大问题——食品安排、空气污染，健康医疗和交通。而同政府并肩奋战还需要进一步获得他们的信赖与支持。对有志于在中国“智慧城市”蓝图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外资企业而言，一个更有助于提升信任度的办法将是对透明度的加强和与探索与国内企业合作新模式做所的努力。

　　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乐观并不意味着软弱，相反，正如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 Shachleton)将乐观定义为“勇气”那样，吸引和包容更多的人并肩前行，并为此奋战。